国共谈判宣告中断后，两党冲突愈演愈烈，内战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一时间反战运动勃然兴起。
这是充满商业头脑的美国人所无论如何不愿见到的，因为在二战期间，他们在蒋介石身上倾人了太多的感情投资，押上了太多的物质赌注，一旦共产党控制中国，他们所做的一切将付诸东流。但由于当时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为国力民心所限，它又不可能拿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直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再说，出于维持其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所达成的妥协而考虑，它也不希望蒋介石这时就一意孤行地发动大规模内战。
因此，美国政府不能不调整其助蒋内战的对华政策，而代之以较为温和的调处手段。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宣布辞职，在一片谴责声中“咆哮而去”。随后，美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被任命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处国共矛盾。
中国是二次大战战后，苏美两国注视的重点地区。尽管美国一直在直接插手国共矛盾问题，但在重大涉及外交的问题上，还须征得斯大林的认可。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2月15日就对华政策发表声明，认为一个紊乱的、分裂的中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协商解决内部分歧，扩大政府基础，推进民主改革，用和平之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同时，保证美国不会使用军事干涉的方式左右中国任何内争的发展。
随后，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了远东局势。其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游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他说：“马歇尔将军试图说服蒋介石与共产党达成一项专门的协定，使之成为避免大规模内战和实现中国统一的最佳途径。”莫洛托夫答：“美国处于了解蒋介石政府的意图和计划的最佳地位上。惟一的问题是，蒋介石是否确实希望解决其内部问题。”
当贝尔纳斯会见斯大林时，斯大林明确表示：“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的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既然美苏两国在马歇尔使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在中国问题上也就很快形成了协议。
12月27日，三国外长发表会议公报，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并重申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马歇尔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赴华，一时被视为三大国赞助中国和平统一的政策的化身。
马歇尔是12月15日，由华盛顿乘坐一架美国军空军“霸王”号巨型运输机离开美国的。
可以认为马歇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二次大战中驰名全球的美国杰出的军人。马氏早年毕业于弗克尼亚军事学院，一次大战中，在菲律宾服役。1932年时，已满52岁的马歇尔只不过是一个中校。然而时势造英雄，到了1939年欧战爆发时，他竟然宣誓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领临时上将和永久少将军衔。1941年12月后，马歇尔成为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军事助手和主持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工作的陆军参谋长，他此时出席过历次首脑会议，参与作出各盟国重大决策，组织和领导了二次大战的历次重大战役，为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12月，马氏晋升为五星上将。恰巧马歇尔的姓与英语“元帅”一词谐音，而五星上将往往被人们视为一种相等于元帅的军衔，所以他又被人们尊称为马歇尔元帅或马帅。
当美国国会准备通过授予他美国陆军元帅这一头衔的时候，马歇尔自己却不同意，他公开指出的理由很有趣，这个理由是：如果今后把他称作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叫人别扭。然而，马歇尔的海量更加得到大家赞赏。至此他在军队内的地位达到了顶峰。
更加受人赞扬的是，1945年8月20日，二次大战结束没几天，马帅就向杜鲁门写了辞职书。人们惊呆了，这位天才全球战略家，竟然不干了。而马帅自己则说，他无意恋栈了，他的爱妻凯瑟琳已在弗吉尼亚州买了一所老式住宅，准备在那里安度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杜鲁门终于于11月26日为马帅举行了告别仪式。并向他许诺：“将军，您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绝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
可是，第二天下午，杜鲁门食言了。他打电话请马歇尔出使中国，马帅答应了，他是瞒着妻子答应的。此时，他满脑子都是杜鲁门的《总统对华政策声明》的内容。这个声明指出：“美国久已信守主权国家的内部事件应该由那里的人民负责处理的原则，本世纪以来的事件，都指明了：如果任何地方的和平被破坏了，那么全世界的和平都会遭到威胁。因此，为了美国和全体联合国家最重大的利益，中国人民应不放过迅速的和平谈判方法解决内部分歧的机会。
“为了能完成全中国复归于中国的有效控制，包括立即撤退日军在内，国民政府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意见不同的武装力量间，应即设法停止敌对行动。应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的办法——一种是以达成中国的团结的方法。美国知道目前的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同时相信，假如这个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那么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所以美国坚定地主张，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应该对于使这些政治力量在中国国民政府中，都能得到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的诸方法，成立协议。自主性军队的存在，如共产党军队，不但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符合，并实际上促使它不可能实现。在一个有广泛的代表性政府成立后，自主性质的军队应当取消，而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应有效的编人中国的国军。
“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家，都承认现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它也就是达成中国团结统一这个目的之适当的机构。英美两国根据1943年开罗会议的宣言，苏联依据其所参加之7月间的波茨坦宣言和1945年8月签定的中苏条约和诸协定，对中国的解放，包括将满洲归还中国在内，都有一定的约定。以上这些协定都是和中国国民政府订立的。
“为了恢复首先由日本侵略满洲而破坏之和平，美国已经被迫付出巨大的代价。除非日本在华势力全部被扫除，除非中国成为一个团结、民主、和平的国家，并取日本地位而代之，否则，太平洋的和平就是不被破坏，也要遭危机了。美国的海陆军所以要暂驻在中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美国的支持将不致发展为军事干涉，以至左右中国任何内争的发展。”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把美国的对华政策阐述得动人悦耳，是美国对华外交原则的生动表白。而美国在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这个文件精神而展开的。然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口头承诺，是文件上所没有的，这就是杜鲁门在马歇尔临行前交待他的：当蒋介石不肯作出合理的让步时，美国如果放弃对委员长的支持，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分裂的中国，以及俄国人可能重新在满洲掌权的悲剧后果，并失去我们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
杜鲁门的这一口头指示加上前面的声明，再清楚不过的表露了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的全部实质性内容。作为马歇尔本人也十分清楚，一方面，他觉得美国对华政策是和平鸽嘴上衔着的橄榄枝，自己就是手持橄榄枝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他心中明白，和平橄榄枝中藏有毒箭——也就是杜鲁门交给他的底牌，一枝象征着武力和战争的箭。因此，马歇尔此行不论其结果是和平或是战争，都将不是他的过失，只要他尽力而为，因势利导就行了。
12月20日，马帅乘坐的专机在上海江湾机场降落，并在当时中国最豪华的国泰饭店下榻。
第二天，马歇尔与蒋介石在南京紫金山北麓小红山官邸会面。
蒋介石此时心境好不了。其军队进犯解放区受到了沉重打击；虽然美军帮助自己占领了华北的主要城市，但不少据点仍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沿平汉、津浦、平绥线进攻解放区以打通交通线及其联系的意图又一时难以落实，而且损失兵力近10万余人。蒋介石心里明白，离开了美国的援助自己打不了内战，不说经济援助了，单就美国海军运兵一项，如果美海军陆战队一旦撤退，华北的重要港口和铁路立即就会被中共所控制。因此，蒋介石离开美国就无法生存。
在会面中，马歇尔首先谈了中国军队国家化问题。如果中共继续保留自己的军队，“那么他所在美国所享有的那一点点同情就将会很快失去”。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听了暗喜，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蒋介石说：“国军目前策略是首先占领华北，只要那里有足够的军队就可以迫中共妥协。”此外，希望马歇尔帮助其多运些国民党军到战略要地。
马歇尔知道蒋介石乐于要中共交出军队，但要他停止内战，放弃“一党专政”则难上加难了。然而，必须立即停战，必须压蒋停战，否则自己在华就站不住脚。他针对蒋介石赤裸裸地要求美国为他继续运兵的要求，以和平相要求，并告之如果再有内战，将不允许总统保持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这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着华北等地的一些港口、铁路线，名义上是为遣返日本人。而实际上，是在为蒋介石保卫这些地方，蒋介石希望陆战队不要离开这些港口和铁路线。马歇尔则故意谈及美国在华北等地的军事实力过多对于舆论会产生不利影响。
蒋介石深谋远虑，他知道马歇尔的目的是要自己停止内战，对党内进行改革，并协商解决国共争端，否则美国不能给予美援。而没有美援作后盾，蒋介石内战打不下去。
为争取马歇尔完全为蒋介石所用，蒋介石使出了拿手好戏：利用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猜疑，煽动其反苏反共情绪。蒋介石把斯大林与毛泽东拴在一起，来打动马歇尔，使马氏在调处中倾向于他。于是蒋介石滔滔不绝向马氏灌输苏联侵略东北和赤化中国的信息，把中共的一切策略变动都说成是苏联指使的结果。他怨恨地描述了国民党军未能在大连登陆的情景，说：“苏联的目的是在满洲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傀儡政权，苏军在满洲的司令官在有意识拖延从满洲撤出苏军，是作为援助中共的一种手段……苏军已在满洲用武器装备的方式援助中共。”
蒋介石这一手着实厉害，马歇尔这位五星上将确实被蒋介石触动了神经。这位具有强烈反苏战略意识的特使，一直着眼于取得对苏联优势，试图尽快把苏联从东北赶回苏联本土去。蒋介石的话使马歇尔作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判断：他遇到了在德国与苏联打交道时相同的情况。马歇尔对苏联人印象一直很坏，现在他对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更加疑神疑鬼了。
当然，蒋介石并非有意让马歇尔难受，而是要马氏为他出力。
自第一次蒋马会面后，蒋介石即调整了策略，既然武力一时吃不掉中共，那不妨与之再和谈下去，一面进行内战准备。通过继续谈判能达到溶共目的，自然是上策，谈判不成功或破裂，那在军事上争取时间也未必是坏事；更何况可将马歇尔调处失败的责任推在中共身上，争取更多的美援，打更大的内战，这也不是很好吗？总之，共产党休想重演历史——像几年前那样绝处逢生。
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还在赫尔利宣布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认为“目前世界的中立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必然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12月9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董必武、王若飞电中说：”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故我宜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但同时又应使其在军事上知难而退，在政治上认为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
12月15白，即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了立即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与此同时，延安方面认为，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扶持蒋介石，但目前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赞成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些建议从表面上看与中共即将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有不少接近之处。这种变化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和平民主事业的发展。
周恩来还认为，从个人历史修养和气质上来看，马歇尔将军又属于美国政府内部中存在的比较开明的一派，如果这一派的意见占上风，真能言行一政地履行杜鲁门声明，加上国民党在国内外反对内战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实现一定妥协下的和平不是不可能。于是中共中央表示欢迎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
就在12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确定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人选，批准了中共代表团的谈判方针和纲领。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公开响应杜鲁门声明，“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党内指示，认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说明中共“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
此时的蒋介石日子也不好过。
经过一个时期的边打边谈，蒋介石既未从谈判桌上捞到好处，也未从军事进攻中拣到便宜，相反却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反对。凡此种种均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令蒋介石坐卧难宁。1946年1月2日，时任蒋介石之侍从室秘书的唐纵，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前年8月间，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之来华，对于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此时主席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在内外交困下，蒋介石终于认识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遂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再次唱起了和谈的高调。
蒋介石是不情愿的，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参加谈判；而中共却是真心诚意地再度寻求和平的途径。不管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既然国共两党都表示要恢复和谈，于是双方的代表又坐到了谈判桌前。随着马歇尔的使华，一度剑拔弩张的国共关系再次出现了新的转机。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其代表团成员有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等。周恩来一到重庆就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攻势。
12月18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中共代表团这次前来，一是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二是要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强调停止内战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先不要打，不要动手，才好谈其他一切问题。同一天，“周恩来通过《）发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的社论。这个社论指出：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一）中国的内战必须迅速设法停止；（二）用政治协商的办法实现中国的团结、和平。民主；（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才准备以信用贷款及其他方法协助中国。我们欢迎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相信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将对中国时局和远东时局发生良好的影响。
周恩来充满自信心地迎接新的谈判斗争。他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协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在生命的1／5，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过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最艰苦的一段路！”
12月19日，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设宴招待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席间，双方就召开政协会议及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邵力子称，中共军队必须先撤离铁路线，始谈其他。周恩来则提出，双方应立即无条件停战，迅速召开政协会议，一切具体问题如铁路线驻兵问题、进占区问题等，可以留待停战后在政协会议上讨论解决；并要求邵力子将此意见转陈蒋介石，以便重开国共谈判。
12月22日，马帅飞抵重庆。12月2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冶园会面。
这次会晤，重要的一点是马歇尔只希望中共接受他这位美国调解人地位，从而为他调处取得立足点。
在会见中，马歇尔介绍了他来华的使命及美国的政策，特别强调美国介人中国内部事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要求中共方面接受他的调处。他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庞大的陆海空军力量，因此，有义务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中国必须谋求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便结束中国两支军队并存的局面，因为中国只要有两支军队，就意味着有两个政府即两个国家。他表示希望随时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在当前他设法了解情况的时期。
周恩来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我们非常高兴。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的……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
马歇尔没有忘记大谈美国的民主传统。周恩来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
周恩来系统地阐明了中共方面的主张，表示可以接受马歇尔的调处，但明确界定了中共能够与美国合作的范围。他说，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中共同意其“主要论点”，因为它与前总统罗斯福所提出的关于用民主方法解决中国国内一切问题的政策是“一致的”；中共主张首先立即无条件停战，然后迅速召开政协会议，改组政府，并着手筹备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使中国走人“宪政的国家”。他强调，目前的中国政府是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它的军队也是“一党的军队”，所以迫使中共拿起武器自卫，于是便有了“两个军队存在的事实”；中共一向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但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有宪法的国家，而中国现在是没有宪法的。他认为，目前可以先通过政协会议产生一个“临时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再“改革一切”，并使全国的军队在此政权下统一起来，这军队不属于任何党派，既不属国民党，亦不属共产党。同时，他还表示：“这政府当然仍以蒋委员长为主席，国民党仍将在政府中居第一大党。”在会见中，周恩来紧紧抓住杜鲁门声明中有利于中共的论点充分发挥，使马歇尔看来，中共的主张至少在形式上与其最初的设想有不少共同之处，这对争取马歇尔在此后的调处中采取较为公正的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送走周恩来一行后，马歇尔对中共的和谈诚意有了一定了解，他想不到自己与一位共产党高级代表的首次会晤竟然谈得如此融洽。他问身旁的一位华裔翻译：“我和将军年龄相差十几岁，信仰各异，为什么却能谈得那样拢？”翻译告诉说：“旁观者清，我想您和周将军在性格上有着某些共同之处，诸如说话明确，处事坦率等，而这些与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都是毫不相干的。”
12月27日，在马帅斡旋之下，国共谈判正式恢复。中共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和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在会谈中，周恩来以书面的形式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三项办法：（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调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国民党代表虽口头表示将考虑中共的建议，但迟迟定不下来，没有回音。
国民党方面的拖延态度，激起了国内民主人士的强烈不满。12月3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呼吁两党在1946年元旦下令所属一切军队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协会议解决。信中说：“全国人民厌战苦战，欲出水火久矣。双方既经迭次会商停战，际此履春伊始，咸与维新，同人等基于国人公意，敬掬致诚，为此迫切建议，希望转达当局，迅于鉴纳施行，是为至盼。”次日，周恩来等复信转述中共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书面建议，说明“自此意见提出以后，迄今未见政府方面具体答复，现正催促当局，速求实现”，表示“际此献岁发春，百象更始，尤宜改弦易辙，以达民主和平，此实全国人民之公愿也”，“所示明岁元旦国共双方下令所属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恩来等完全同意。”中共方面的立场得到了民主党及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而国民党则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
马歇尔对国民党的强硬态度也颇表不满。12月叨日，他会见国民党代表，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放弃“相当不妥协的立场。”
在国内国际多方压力之下，经蒋介石批准同意，于12月31日由王世杰出面向周恩来正式递交了国民党复文，并说明蒋介石已经决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协会议。国民党复文也是三条，其主要内容有：（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八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
然而国共双方的所提办法都是三项，但这两个“三项办法”在内容上却有本质不同。
将中共方面所提之三项办法与国民党的复文条作一简单的对照，人们不难发现，中共主张先无条件停战，然后再协商解决其他一切问题；而国民党则把恢复铁路交通与停止军事冲突相提并论，实际上是想以恢复交通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坚持有条件停战。由此可见，双方的基本分歧仍然是集中在前一阶段未解决的主要问题上。推一不同的是，国民党在复文中径直要求美方参加讨论与停战有关的一切问题。
对于国方所提之邀请美方直接介人国共谈判的建议，周恩来最初是持审慎态度的。1946年1月1日，当马歇尔劝说中共方面接受此建议时，周恩来委婉地说，为了促进国共间的信任，中共欢迎外来的友谊协助，希望盟国过问中国的内争，但同时也希望盟国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虽说要做到二者兼顾而不致顾此失彼“极为困难”，但中共方面“很愿在使这两方面给合起来的基础上考虑问题”。其实，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随着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的发表，“国际过问国共谈判已在开始”，且公报又确认美国在解除日军武装及遣返日俘方面负“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如“完全拒绝”马歇尔介人国共谈判，不仅有所不能，而且势必不利。他之所以未明确答复马歇尔，主要地想请示一下中共中央的意见。
对于美国人，中共中央是很难予于以信任的。因为他们在华的种种表现已让人凉透了心。但是出于利用美苏矛盾考虑，认为如能使苏联参加，将“利多害少”。为此，中共中央于示周恩来说：“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互相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能作到英苏参加更好，如作不到只好让马（歇尔）单独参加。”
事实上，苏联由于种种原因此时难以介人有关中国问题的正式外交活动，中共中央此时仅是提及苏联一下，并不存在奢望。
1月3日，根据中共中共指示，周恩来正式答复马歇尔，表示欢迎他参加有关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并说明中共原则上同意国民党的复案，但强调应恢复一切交通，包括邮电、航空和解除封锁等。他还指出，军事冲突应限期停上，特别是热河省和津浦线的冲突应立刻停止。
经多次会商，国共双方于1月5日就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达成了如下初步协议：“（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8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代表，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的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根据上述协议，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具体讨论发布停战令的有关细节问题。此后国共谈判转人三人小组内进行，马歇尔从此也正式开始了他的调处工作。
1月7日，三人小组举行首次会议。周恩来提出，停止冲突应适用于全国，其中拆除阻碍交通的障碍物应包括影响交通的碉堡和工事，至于交通的含义，应包括铁路、公路、轮船。电报和邮政等，即一切交通。张群同意全国停战，但认为东北和华北的某些地区如赤峰和多伦应当例外，理由是，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政府要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周恩来认为，中共既然无法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当然也就难以阻止其接收仍处于苏军控制之下的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再说，张群以政府履行中苏条约为借口，他也不便公开反对。因此，周恩来表示，政府可以为接收主权向东北运兵，但事先必须协商，以免引起军事冲突，而且，该项谅解不能正式列人停战今，否则易产生误解，令国人不安。
中共在东北问题上可以让步，但在赤峰和多伦的归属问题上则不能退让，因为华北各地已由国共双方接收完毕，赤峰和多伦已被八路军光复，再说中苏条约中也根本未提华北问题，国民党提此要求毫无根据。因此，周恩来提出，这些地方的主权已为中共掌握，目前的问题是停止冲突，若国民党部队继续向该地区推进，冲突将不可避免。但张群却声称，赤峰和多伦目前实际上仍处于苏军控制中，根据中苏条约，政府有权接收这两个地区。为了促成停战，周恩来建议改变谈判方式，邀请苏联代表参加。张群断然拒绝，他说，中苏已就接收赤峰和多伦作出安排，没有必要再与苏联讨论。周恩来遂又提出，既然国民党声称接收华北某些地方与接收东北都以中苏条约为根据，在此不妨为接收这些地区制订明确的原则。但张群仍表示不能接受，他说，接收赤峰和多伦可以援引接收东北的方式，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结果，由于张群节外生枝，三人小组首次会谈便不欢而散。
1月8日，三人小组继续会谈，国共双方在早已为中共光复的赤峰和多伦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论。
直到1月9日，停战令的其他条款已基本谈妥，但赤峰和多伦问题仍未解决。鉴于政协会议次日就要开幕，周恩来不得不提醒张群，国民党实际上仍在坚持有条件停战，这表明它不准备停止敌对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国民党承担全部责任。但张群充耳不闻，坚持赤峰和多伦地区应由政府方面接收。至此，停战谈判陷入僵局。
赤峰和多伦的归属问题之所以成为国共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赤峰和多伦原分属热河省和察哈尔省，抗战时期曾为日军所占，一度划归伪满洲国，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战略要地。苏军出兵东北后，八路军在苏军的帮助下，解放了这两座城市，并接管了市政工作。但国民党对热。察等战略要地早有觊觎之心，特别是在外交接收东北失败之后，更是急于开辟进入东北的陆通道。所以，在整个停战谈判期间，国民党并未停止对热察地区的军事进攻。国民党杜聿明部在占领锦州后，利用苏军延缓撤兵的机会，兵锋西指，大举进犯，企图打通锦承线，以确保向东北运兵，并彻底切断华北解放区和东北的联系，将中共部队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但由于兵力有限，结果于1月4日被八路军狙击于平泉、古山一带，无法再向西前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配合其军事进攻，捞取军事手段得不到的东西。张群在谈判中提出赤峰和多伦问题目的就在于此。
对于国民党的这种战略意图，中共方面是洞若观火。1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程子华、肖克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国民党推迟接收东北，集中兵力西犯热河，意在停战前抢夺战略要地，切断华北和东北的联系，降低中共的地位，并动摇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迫使中共在谈判中接受其苛刻条件。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华北八路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顽军”，并强调“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
1月9日，中共中央指示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拒绝国民党方面将热、察作为停战例外地区要求，并向马歇尔声明，由于国民党在热、察发动进攻，内战尚未停止，美军应停止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
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立即会见马歇尔，向其表示了如下意见：（一）如中共承认政府根据中苏协定（不论有无）有接收赤峰、多伦的权力，这便给政府一个政治基础，依据同样理由来接收其他地点，如朝阳、古北口等地；（二）政府提出赤峰、多伦的理由是说要接收主权，但该地的主权已由中共部队接收，如中共的部队不能代表中国，则所有它已接收的地方将均被否定，如承认中共是中国的军队，则当然也能接收；（三）如赤峰和多伦由政府占领，即使政府在战略上处于四边包围解放区的优势，中共已经同意政府可以进兵东北，政府既可以在东北调动，又可各方配合，使在以后的谈判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因此，要中共承认政府进军占领该二地是不可能的。目前立即停战，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的希望，是全国全世界人民都在等待的，中共也愿尽一切力量无保留地保其实现，现如仅赤峰、多伦两地之争而导致停战不能实现，中共则恕难负责。这实际上是马歇尔发出了最后通牒：如国民党仍坚持其无理要求，中共将收回其先前的承诺，反对美军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周恩来此举的意图，是想利用马歇尔急于向东北运兵的心理，让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让步，以尽快实现停战。
华北停战和向东北运兵是马歇尔调处国共停战的基本思路，如果国民党在多伦、赤峰问题上过多的坚持，肯定会影响整个华北停战。周恩来和张群相持不下，只有看马歇尔的态度如何了，如果马歇尔“不公正”，那只能使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实际上，马歇尔对张群的建议是清楚的。在1月6日的会谈中，张群曾提出热河应与东北一样，可以作为政府调动军队的例外地区。马歇尔当即表示反对，认为中共不可能接受，并转而建议不要提热河全省，只提赤峰和多伦。当时他认为那里仍由苏军占领，国民党为接收主权可以派军队前往。张群被迫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但马歇尔同时声明，他不能保证中共方面肯定会接受。在周恩来明确表示华北内战不止，就不同意国民党向东北运兵的情况下，马歇尔调来处去，结果竟毫无进展，这是他所难以接受的。他不能听任国共谈判这样僵持下去！于是，他于1月9日晚上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了赤峰和多伦问题。由于马歇尔手中握有运兵和美援大权，蒋介石在权衡利弊之后，只好同意“发布停战令而不提赤峰和多伦”。这样，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个障碍终于被扫除了。
1月10日，周恩来和张群正式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该文件规定：（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同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向各自的军队下达了停战令，要求最迟在1月13日午夜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毛泽东还号召说：“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随着停战协定的签署和停战令的发布，国共冲突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东北除外）逐渐平息下来，从而使东方的地平线上再次露出了和平的曙光。虽说和平只是昙花一现，但这毕竟为政协会议的召开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停战协定的签订，为政协会议的如期召开铺平了道路。重庆国共谈判形势看好。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即1946年1月10日，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8人，其中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社会贤达9人。中共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和邓颖超。
会议首先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青年党代表曾琦、民主同盟代表张澜、社会贤达代表邵从思相继在开幕式上致词。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表示，本会议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来共商国是；政府对于本会议的决定，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有稗于人民的幸福，有助于民主的推进，无不倾诚接纳。并声称政府决定实施以下事项：（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二）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三）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四）释放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周恩来代表中共在致词中指出：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和民主人士多年以来所期待的，经过政府及中共代表在抗战胜利后的会谈中加以确定了。这次会议主要的是各抗日党派的协商会议，为使会议的范围扩大和比较完备起见，更邀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参加。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尤其当举国一致要求迅速结束训政，积极筹备宪政的过渡期中，这个会议更负有严重的历史任务。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就是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他表示，中共代表团“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在致词中，周恩来还对蒋介石代表政府所作的四项保证表示欢迎。他说：“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方才听到蒋主席关于保证人民权利四项的公布，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
中共对政协会议是十分重视的。周恩来在12日大会报告和谈经过时，总结了四条经验教训。他指出：“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应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也就应该互相承认，不应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第二点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到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第三点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既然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不错，立国的原则，像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三民主义，民主国家制度，这些是不能让的，没有这种准绳与方针，就不能谈到合作，不过，在这种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如同过去之所争执的军队问题、地方自治问题、人民权利问题，都应该在立国方针和制度之下，求得互让解决，不应要求独霸。第四点是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么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不同，应该在工作上竟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只有这样，中国的人民力量、民族精华，才能不互相抵消，才能有益于建国。”最后，周恩来强调：“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这是我要报告的主要部分。”
国共两党谈判的历史已经很长了。自1936年以来，已九个寒暑。漫漫九年的国共谈判，周恩来除去苏联疗伤的一个极短时期外，几乎全部参加。由于长期处在国共谈判的第一线，他总结出来的这四点经验教训，人木三分，切中要害，且充分体现了中共希望谈判成功的愿望和诚意，从而紧紧地抓住了与会者的心。虽说会议由国民党主持，但周恩来那合情人理的话语，为会议的走向定下了一个务实的基调。对此，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唐纵是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曾不无叹服地写道：“懂得宣传的人，必须懂得人民的心理，离开人民的心理而言宣传，必扦格而不能人。共产党是懂得宣传的，因为他们时常注意人们的心理，人民的要求。”
唐纵的话，没有讲错。中国共产党及其杰出代表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所以他的讲话总是那么深人人心，得到人民的拥护。
从1月14日起，会议进入正题。大会的中心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其议题有五个：一是改组政府问题；二是施政纲领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四是国民大会问题；五是宪法草案问题。会议由此分为相应的五个小组，各议题在全体大会提出后，再分别交由小组具体协商。周恩来除出席大会外，主要参加了军事组和宪法草案组的讨论。他对会议的每项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关于改组政府和施政纲领问题，董必武代表中共系统地阐述了10项主张：（一）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二）人民自由权利问题；（三）结束训政，扩大政府的民主基础；（四）筹备国大制定宪法；（五）实行地方自治，废除保甲制度；（六）改组军事委员会，分期整编全国军队；（七）制定善后复员计划；（八）改革财政经济；（九）改革文化教育；（十）维持国际和平，保护华侨利益。周恩来侧重谈了人民基本自由权利的保障问题，他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说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很沉痛并表示遗憾”，他特别提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人身自由问题。他说：“不愿来说过去历史，但是在道义上不能不说。九年前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的张扬两先生，他们做法虽然鲁莽了一点，做了一件政府认为不对的事情，但此事结果，却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不念旧恶，是中国人民的美德，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只有对国家有好处，望政府当机立断。”同时，他还表示：“我们负有一部分地方政权责任的方面，政府党与全国人民也可以提出向我们要求，我可负责声明，只要各方面有真凭实据来批评，错了的，我们一定认错，应改的一定改。”
关于军事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12项建议：（一）成立各方人士参加的委员会，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二）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三）凡是抗日有功部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四）用文人主管军政，军政机关应隶属行政院；（五）改革军队制度与教育问题；（六）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七）军党分开；（八）现役军人不做行政官吏；（九）一般军费支出不能超过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十）采取切实办法，彻底解散伪军；（十一）限期解除敌人武装，并遣送其回国；（十二）复员善后如需借外债，须经过改组后的政府批准，且外债支出应该用于建设和复员方面，绝不能用来养兵以进行内战。关于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周恩来强调，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至于军队国家化的标准，周恩来说，军队应不属于个人，不属于派系，不属于地方，而须属于整个国家，由代表国家的民主政权的机构来统率；而且，军队也应属于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现在的军队，无论其为国民党所领导，或为共产党所领导，其根源都是从革命武力而来，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就必须改革军队制度，加强军队教育。现在重庆街上有一句口号叫“军人第一”，这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不妥当。因为“军人第一”的口号，很容易使军人想到自己是超越人民的，很容易使军人滋长“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概，从而导致军民关系紧张。而军人是有枪的，横行霸道十分容易，老百姓决不敢和他冲突。因此，向军人进行“人民第一”的教育“非常重要”。
关于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问题，邓颖超代表中共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应负责协同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选举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二）确定在本年内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依据宪法成立正式的民主联合的国民政府。鉴于国民党坚持其旧国大代表依然有效，并引用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所说之“中共坚持旧代表无效，惟不会因得不到协议而不出席”的话来劝中共让步，周恩来解释说：“我们认为，承认不承认国大旧代表是一回事，是否因此而闹到分裂，这又是一回事。国大旧代表选在十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共处在地下，许多党派也无选举权，选举方法根本不是直接、平等、普遍与自由无拘束的民主选举，这样选出的代表，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能。那天毛先生与王雪艇先生谈话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又不承认旧代表，又不要分裂，那末这不是很困难么？”周恩来接着说，‘当然是困难的。既是难题，就要找出路，就要在许多问题上找政治民主化的出路。如果关于政治民主化，在别的问题上都找不到出路，国大旧代表问题上，中共又作妥协，那么，我们将无以对人民。如果在若干别的问题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末，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
以上诸方面问题，各方意见很不一致。但经过十多天讨论、协商，总算不同程度地达成了协议。
1月27日，周恩来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陆定一也一同飞回。中共中央认为重庆“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肯定了其“方针都是正确的”，并同意在政协文件上签字。
1月30日下午，周恩来偕陆定一等返抵重庆。次日晚上，政协会议举行第十次大会。
由蒋介石主持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决议案。接着，举行大会闭幕式。蒋介石致闭幕词，他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一本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四大原则而进行，所以各种议案都有可信可行的决定。我要坦白的说一句：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五十年来国民革命的精神所孕育陶铸而成的结果，足使饱经忧患痛苦而急须休养生息的全国同胞，感觉到无上安慰。希望我们大家要把这四大原则，永远奉为我们的信条，永远照着这个信条共同遵守，共同努力……”并表示：“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开辟我们国家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
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民主同盟代表张君民青年党代表曾倚及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也分别在大会闭幕式上致了词。周恩来在致词中高度评价了这次政协会议，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他指出：“和平建国纲领和宪草原则，是使中国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准绳；军事协议，是使中国军队走上国家化的根据。而把这两方面——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联系起来，就是改组政府的这一协议，我们一致的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我们要组成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合作的举国一致的国民政府，来结束训政，筹备宪政。有了这些协议，有了民主宪草的原则，于是国大问题就能用政治方法得到合理的解决。”他表示：“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同时，周恩来在致词中还指出：“这是中国走上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开始，值得我们庆幸。我们也懂得建设的开始，必然会遭遇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本着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使中国和平建设真正能够开始。而创造出中国新的历史一页。”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奋斗到底。”
政协会议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中共为争取和平建国所作的让步密不可分。2月6日，周恩来在回答美国（读者文摘）记者乌特莱女士的提问时，曾对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所作的基本让步作了概括。他说，会议通过的纲领与中共原来的提案出人颇多，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终止了18年来的武装斗争，改变了军队的制度；在改组政府问题上，放弃了根据边区经验而提的三三制，即最大党不得超过1／3的原则，同意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会中占1／2，在行政院中占大多数；在民主宪草的原则问题上，接受了英美式的初期民主，如解散国会制度；在国大问题上，做了大让步，容许始终为人民反对的十年前的代表继续存在。但“中共中央同意代表团所作的让步，并不遭到任何困难。因为毛泽东先生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同意采取这种让步的方法，逐渐促进政治的进步。”
中共方面之所以准备走渐进的和平建国之路，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党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那时，和平就是要在我们这边巩固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那边动员人民。那时用和平方法实现我们的目的，可能性大不大？不大，但要试一试。全国大部分人民要和平，全世界要和平，这个呼声，党不能不考虑。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看得远，但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要尊重人民的意见。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人民要和平。因为人民有这种想法，所以要去试一试和平的但也是麻烦的方法。于是就有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协决议。”
会议结束后国统区民主和平呼声甚高，中共中央对此也表示欢迎，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时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毛泽东还表示“共产党对于政治的经济的民主，将无保留出面参加。”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说：“在那段短时间里，我们党内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我们准备参加政府的工作，同时也准备允许各党派到解放区进行社会活动，甚至准备允许他们参加解放区政权。”
关于政协会议的意义，应当看到——虽然政协决议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在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及其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的。政协决议的形成，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并同国民党进步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胜利。由此，中共提出的各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民主管理国家的主张，更加深人人心，并成为中国人民争取实现的共同目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政协决议成了人们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坚持政协决议，谁赢得人心；谁破坏政协决议，准将失去人心。这就是政协会议意义的根本所在。
周恩来
